自由的海上“纽约客”:艾米丽·哈恩

“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这是鲁迅《拿来主义》文中的一段文字,其中写到的“穷青年”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邵洵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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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冕之后与战地玫瑰:新闻史上的女记者们

艾米丽·哈恩,一个归于历史的名字,她的中文名字“项美丽”如今也鲜有提及。谁能想到她当年能采访到蒋介石、宋氏姐妹等高层,也能与沙逊、弗丽茨夫人等上海十里洋场的巨富名媛相谈甚欢,更成为了才子邵洵美的情人。有的人说她是国民党的笔杆子,有人又说她是在上海坚持文化抗日外国进步人士,宋氏姐妹对她青睐有加,史沫特莱对她恨之入骨,艾米丽·哈恩,无党无派,只是一个追求自由的海上“纽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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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因工作关系,看了项美丽的《潘先生》,邵洵美的《上海一年》,盛佩玉的自传以及一些邵洵美相关的论文、专著中涉及他的环节。

自由的艾米丽,海上的“纽约客”

1905年,艾米丽·哈恩生于美国圣路易城,她是家中的第四女。年轻时候的艾米丽便体现出追求自由的天性,进入威斯康辛大学的她原本想做一个化学家,因为兴趣却修读了采矿专业,成为该大学建校以来采矿工程专业招收的第一位女性。教授曾告诉她采矿业不收女生,因为这会让她们找不到工作,这不仅没有吓退艾米丽,而且她顺利毕业并在采矿公司谋生。按说,艾米丽因此就会周而复始地在公司工作,最后结婚,相夫教子,老去。然而天生爱自由的艾米丽换了很多工作追求刺激,教师,导游,演员……两度游历欧洲,之后又深入非洲腹地,可以说生活的是无拘无束。

艾米丽·哈恩和她的宠物猴子。艾米丽在非洲喜欢上猴子,在中国也有一只。

艾米丽从未发现过自己有写作的天赋,但是她酷爱写信,她的姐夫道森看过艾米丽的信件后,觉得这和《纽约客》杂志的理念不谋而合,便代为投稿。《纽约客》杂志的老板哈罗德·罗斯看到艾米丽的文章非常欣喜,认为这非常符合美国白领们的阅读口味,邀请艾米丽来纽约商谈合作。1929年,艾米丽的文章《可爱的太太》刊登在纽约客杂志上,她也成为了《纽约客》的撰稿人,开始了《纽约客》一生的合作。

1935年,艾米丽与好莱坞作家艾迪恋爱失败,准备前往亚洲散心,因为亚洲离美国很远,她希望走的越远越好。在游历完日本后,艾米丽登上了开往上海的一条船,也正是从这开始,艾米丽的与中国结缘,她的写作生涯即将登上高峰。

30年代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艾米丽对中国并无了解,来到上海也是误打误撞,但是凭借她出色的社交能力,做了两件事:成为《字林西报》的记者,打入上海外国人圈子。《字林西报》是专供外国人看的报纸,所以艾米丽无需过多了解中国;打进了上海外国人的圈子,名媛弗丽茨夫人正式艾米丽的引荐人。在弗丽茨夫人的沙龙里,她遇见了很多名人,包括当时上海只手遮天的大亨维克多·沙逊。

英籍犹太富商沙逊。沙逊喜爱社交,为人我行我素,很快便与艾米丽成为朋友。抗战爆发后,沙逊将事业逐渐转移出中国。

沙逊曾在英国皇家空军服役,继承了家族在印度的巨额家产,之后将经济重心转移到上海,军火、鸦片、房地产、洋行……任何一个领域都有沙逊的身影,沙逊热衷于建造高楼大厦,外滩77米高的沙逊大厦便出自他手。沙逊也是一位我行我素的绅士,曾有一个说法,在派对上,由于一言不合沙逊就将杯中酒泼在对方身上;因为沙逊是犹太人,有很多恶毒的流言和议论,说沙逊是为了避税才把生意从印度移来上海的。无论如何,沙逊的为人与追求自由的艾米丽不谋而合,两人成为忘年交。沙逊邀请艾米丽参加各种派对沙龙,她马上沉醉于十里洋场的生活。沙逊甚至还赠送给艾米丽一辆轿车作为礼物,而且成为她文章的第一读者。艾米丽觉得上海的生活很舒适,想留下来,她尤其惊讶于上海的物价,她曾在书中写道:

“在战后年代,我要说起当时上海的物价,他们准会说我胡说八道。那时上海的物价取决于米价,在我们西方人看来,简直便宜的不要钱。便宜的米价意味着便宜的物价和人力,我不再负债,相反我经济上很富裕,一大堆雇工任我挑选。”                                                                                                 
——艾米丽·哈恩《我的中国》

《纽约客》的收入,在纽约只能维持基本生活水平,而在上海则完全不同,并且艾米丽在这里感觉更好。当然,最终使自由的艾米丽留下来的原因,是爱情。

说起邵洵美,文学圈外的人恐怕没几个人知道了。但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邵洵美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因为他屡遭鲁迅的讽刺和攻击,能够被鲁迅骂的人可不是什么等闲之辈。我若再说起《围城》中的赵辛楣,或许大家更不陌生。其实邵洵美就是书中人物赵辛楣的原型。因为钱锺书跟邵洵美相熟,就改了改名字写进书里。书中的赵辛楣是个大情痴,他与汪太太演绎了一段无果的痴爱,现实中的邵洵美更是多情,在烽烟四起、困顿落魄之际,居然成就了一桩异国情缘。

最后发现最有意思的是他们三个人对同一时期彼此之间的表述。换句话说是他们眼中的彼此。这中间牵涉的视角包括男性与女性,美国与中国,美国现代女性与中国传统,妻子、丈夫与情人等等。你会发现他们彼此之间的误会与刻意的规避。

美女作家与“海上孟尝君”

一见钟情,这个词绝对适用于艾米丽和邵洵美的第一次相遇。艾米丽在弗丽茨夫人的沙龙看到邵洵美时,为他所倾倒,在外形上,邵洵美眉清目秀,长发高额,还有希腊式完美的鼻子;谈吐上,他英文流利、幽默机智能很好地融入氛围。然而最关键的,邵洵美并不是一般的纨绔子弟,他出身名门望族,到英国留学,热衷文学与出版,是一个有思想和英伦式艺术追求的人。艾米丽马上陷入热恋,邵洵美为她起了一个中国式的名字:项美丽。

邵洵美留英归来,精通英美文化,爱好诗文与出版,英语流利,很快与艾米丽一见钟情。

邵洵美被称为“海上孟尝君”,自然,说明他很富足也很有地位。他为朋友和文学出版肯花大价钱,不求回报,甚至可以卖房卖地,有“活银行”之称。1933年萧伯纳访上海,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作陪,这接风宴也是拜邵洵美所赐。上海文坛无论左中右派,都和邵洵美关系上佳,不仅如此,流利的英语和贵族气质使他出入外国人俱乐部也如鱼得水,艾米丽正是在邵洵美如日中天之时见到的他。

奇妙的是,当时邵洵美早已与盛佩玉完婚,这桩婚事轰动了上海。盛佩玉是清末大员、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的孙女,而邵洵美的祖父邵友濂曾任上海道台和台湾巡抚,两人联姻,称得上是一段佳话。艾米丽的介入,并没有打破邵盛二人的关系,盛佩玉是大家闺秀,非常懂得拿捏分寸、掌握尺度,她也对天真活泼的艾米丽很有好感,三个人和平共处,而且经常一同出游,堪称一景。艾米丽在这一时段写就的《潘先生》、《时与地》等小说,正是描写了他们三人的感情生活。同时,艾米丽常常与邵洵美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到上海周边远足,将所见所感写成文章发给《纽约客》,美国的读者马上被神秘的东方故事所吸引,一时间,《纽约客》杂志洛阳纸贵,销量不断攀升,罗斯老板没有看错,艾米丽的传奇经历能打动美国白领们的好奇心。

艾米丽·哈恩与邵洵美夫人盛佩玉。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说我们的另一位主人公项美丽。项美丽原名艾米丽•哈恩(Emily
Hahn),于1905年出生于美国圣路易城,比邵洵美大一岁。在妇女解放运动第一次浪潮席卷中的美国,她的经历应该算得上特立独行。1928年到1929年,艾米丽只身穿行非洲刚果的丛林与部落,回国后,她选择写路上的风景、见闻换取稿酬,很快她成了著名的《纽约客》
(New Yorker)杂志特约撰稿人。从此开始了周游世界、浪迹天涯的逍遥之旅。


孤岛时期的战地记者、抗日先驱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侨居中国的外国人纷纷奔向码头,有的逃往香港,有的辗转回国,更多的人躲入租界观望。天生爱冒险的艾米丽不顾家人劝阻,选择留下来,她的新闻敏感性使她意外成为了身处一线的战地记者,而她的通讯多以书信的形式寄回美国,成为淞沪战场的一手资料,上海的混乱情况,在她的笔下是如此真实。

淞沪会战爆发的时候,艾米丽正在南京,第二天,她看到混乱的酒店前台没有服务生,街上形形色色的逃难人群,意识到出了大事。上海和周围的交通全部切断,外国武官态度暧昧,每个人都在谈论上海打仗了,艾米丽迫不及待要回上海,但周围找不到一个可以对话的人,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外国人,问是否还有回上海的火车,被告知只有三等和四等车厢了,艾米丽忙不迭地奔向火车站,穿过开拔中的国民党军队,潮水一般的难民,翻过一座座月台,终于找到专列,回到了上海。这惊心动魄的回归之旅被艾米丽写成特稿,发回纽约,无意之间拾起了记者的本行工作。

淞沪会战爆发后,西欧各国与日本尚未开战,租界成为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城中一座“孤岛”。

在上海,艾米丽事无巨细地记载着这座城市每天经历的苦难:“这个城市的好多地方在燃烧。那真是恐饰。飞机到处狂轰滥炸,火上浇油。街上挤满了拖儿带女的中国人,他们总是挤成一堆仰望着天空,你没法让他们听你的告诫……最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害怕,可能因为我还没看到过真正的轰炸和尸横遥野的景象。这些天里我非常非常非常地愤怒……谁将是这场战争的赢家,我丝毫不感兴趣。没人能赢得一场战争。”艾米丽还亲历了一次空袭,一架日本飞机低空略过,向静安公园投掷了一枚炸弹,几幢房屋应声而倒,整个城市炮火横飞,艾米丽不得不搬进“孤岛”租界。11月,上海沦陷。艾米丽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帮邵洵美一家连同印刷出版的机器,穿过日本封锁,搬入租界。在租界里,邵洵美创办了抗日报刊《自由谭》,艾米丽帮忙出版英文版姊妹刊《公正评论》,在“孤岛”里挑起抗日的旗号。

杨刚当时任《大公报》记者,中共地下党员,寄住在艾米丽的公寓中翻译英文版《论持久战》,解放后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当时,共产党员、女记者杨刚也住在艾米丽的公寓中,她的任务是秘密翻译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英文本,邵洵美曾留洋英国,英文极佳,帮助翻译,而艾米丽则以外国人的杂志主编身份与前来盘问的日军周旋。1938年,《论持久战》的英文版本首发于艾米丽主编的《公正评论》杂志,并且通过小册子的形式印刷流传。不过也就在此时,邵家也很混乱,邵洵美有的弟弟领导了抗日队伍,有的沦为了汉奸,出版抗日刊物的事情马上就被日本人知道了。艾米丽很快就被日本人带走问话,她据理力争,与日方的谈判不欢而散,不出意外,《自由谭》和《公正评论》很快就被迫停刊了。也许艾米丽也未曾想到,自己保护的那位女士所译的《论持久战》,出自日后这片土地的领袖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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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邵洵美,这些年已经有非常多的论文、专著讲述他,李欧梵《上海摩登》中,将其形容为颓废的摩登的唯美的。作为民国著名出版人,也已是定论,最初可能是一个贵族子弟的念想,后来变成一项事业。他的出版事业牵涉领域十分广,带着上海滩的光怪陆离的色彩。《金屋》杂志,注重装帧设计。《时代漫画》,为民国的漫画提供了重要的舞台。他的上海时代图书公司最兴旺的1934-1935年间,曾同时出版刊物多达七种。当然也因为内容良莠不齐,遭受诟病。他还曾经印刷毛泽东著的《论持久战》英文版单行本。

著书《宋氏姐妹》,第一次将她们介绍给西方

在租界的孤岛里,艾米丽也没有闲着,她除了帮邵洵美做抗日报刊,还处处体验生活,为《纽约客》供稿。她曾尝试做了一天的上海舞女,将经历写成书,也拜访了虹口的犹太人聚集地,询问他们逃脱出来的欧洲的情况。但是,真正的转折,在于美国记者根室的到访。

根室是美国《内幕》杂志的记者,他的书《欧洲内幕》因为预言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上台而名声大噪,本人也成为专职作家,这一次来上海旅游,是为了写《亚洲内幕》而准备。根室到了上海,解了艾米丽的写作情况,问了她一句:“你为什么不写宋氏姐妹?爱情小说可没人看,很多人想了解宋氏姐妹,却没有途径。”然而艾米丽对政治十分陌生,并且宋氏姐妹对记者和作家讳莫如深,很少接受采访,艾米丽也知其中困难,这件事想不了了之。然而根室没有这样想,他认为艾米丽的条件很适合采访宋家姐妹,于是他向美国很多出版公司称艾米丽有个采访宋家姐妹写书的计划,几家公司忙不迭地向艾米丽预支稿费,希望最先独家出版,没有办法,被“逼上梁山”的艾米丽只得应允。

艾米丽与宋氏姐妹关系甚笃,图为宋氏姐妹与艾米丽在重庆(蒋介石为左起第一人,未摄入)

艾米丽通过邵洵美家族的关系,联系上了宋家,然而双方并没有合适的时机相见,艾米丽焦急地等了大半年。说来也巧,根室的新书《亚洲内幕》出版,书中将宋霭龄刻画成一个波云诡谲的理财高手,颐指气使,横冲直撞。夸张而失实——这其实就是根室的书为畅销的原因。正是因此,宋霭龄非常愤怒,她也希望有人能描写真实的自己,于是给艾米丽回信,邀请她来香港,接受采访要求。艾米丽翘首以盼的机会终于到来,她能采访到嫁给三个中国最有权势男人的宋家姐妹。

在香港,艾米丽见到宋霭龄后,先帮根室道歉,并称自己一定会写出一个真实的宋家姐妹,若不满意,绝不出版。几天后,在檀香山的宋庆龄和重庆的宋美龄都飞来香港,为艾米丽举办欢迎宴会,艾米丽刚到香港,便能凑齐三姐妹,预示着采访有一个很好的兆头。宋霭龄临别时希望艾米丽花上两三年来完成这部作品,这样才能反映出真实情况,艾米丽欣然应允。

自此,艾米丽常在重庆香港上海三地之间穿梭,与宋氏姐妹成为了闺蜜,采访是很辛苦的,重庆经常被日本人空袭,她常常抱着打字机钻防空洞,有的时候发现公寓被炸弹夷平,书稿尽毁,更多的时候,还要和难民一起在长江上奔命……而从香港到重庆的飞机,每人只许带一件行李,打定主意长期“作战”的艾米丽不得不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羊毛衣上面套上了三件大衣,脚上还蹬着一双羊皮靴。“我看上去像只企鹅,走起路来也跟企鹅一样蹒跚。”她后来这样回忆道。艾米丽与宋霭龄有年龄跨度的代沟,所以宋霭龄更像是她的保护人,而她和宋美龄关系甚好,唯有宋庆龄与艾米丽不远不近。

1941年,《宋氏姐妹》出版并多次再版,艾米丽因这本书成为著名女作家,同时也被冠以“右翼”、“国民党笔杆子”等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艾米丽在香港遇到了英国军官查尔斯,为其诞下一女,这也意味着她与邵洵美关系的结束。1941年,《宋氏姐妹》如期出版,正如根室所言,这书让艾米丽在美国名声大噪,她完全可以依靠这本书带来的荣耀度过余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艾米丽与查尔斯困在香港,被关入集中营,两年后才得以返回美国。战后,艾米丽与查尔斯结婚,继续记者的工作,采访过约旦国王等各国政要,她与查尔斯的婚姻维系了52年,直到1997年离世。

就这样,1935年,艾米丽来到了远东最大的都市,有“西方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上海,当她踏上这块热土,有一段不期而遇的情缘正在等待着她,那是一次普通的晚宴,无意中的一次回眸,那惊鸿一瞥的眼神到处,她命中的魔星邵洵美出现了。于是他们一见钟情,在艾米丽的要求下,邵洵美当即给她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项美丽。这个“美丽”的名字从此伴随了她的一生。

他注重印刷质量,斥资五万美元采购德国影写版印刷机,战争开始后,这套印刷机由项美丽从杨树浦帮其抢救回来。邹韬奋的《生活》、《万象》都曾由其时代印刷公司印刷。新中国成立后,这套印刷机由夏衍牵线,由政府收购,后印制《人民画报》。

“千面”的艾米丽

艾米丽因《宋氏姐妹》一书的热卖,成为了红极一时的美国女作家,然而,在故事的发生地中国,她却长期被人遗忘。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她的“立场”。由于采访宋家姐妹,她被很多人视为国民党的代言人,“红色记者”史沫特莱更是对她恶言相向,再加上上海时期艾米丽参与德国军官的聚会活动,成为“法西斯作家”似乎言之凿凿。然而人们一般会选择性“忘记”一些事情,她曾帮助翻译了《论持久战》的英文版;她曾因抗日报刊与日本军官对簿公堂;她曾看望漂洋过海来到虹口难民营的犹太人;她救助了反战的日本记者并收他为学生……当意识形态的敌对情绪逐渐消失,我们才会发现,艾米丽不属于任何派别,她对政治甚至是一知半解,她只是喜欢自由,无论是爱情还是事业,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出自于善良和田天真,还有好玩儿。艾米丽喜欢冒险,这也是为什么她能在“冒险家的乐园”如鱼得水。她的视野是“纽约客”式的,所以注定不能看到平民悲惨的生活,但这绝不是能给艾米丽扣上帽子的理由。

艾米丽·哈恩一生著作颇丰,有十本书关于中国。

也许,因为政治斗争和艾米丽复杂的背景,很多人生怕与艾米丽扯上关系。鲁迅曾痛斥邵洵美“富家赘婿”,怀疑邵洵美的作品都是别人捉刀,因此,邵洵美在解放后很是潦倒,他曾写过两封信给艾米丽,希望能得到一些经济援助,然而这信根本就没有到艾米丽手里。因为艾米丽的丈夫查尔斯是情报官员,写信求援成了“里通外国”,1958年,邵洵美因“帝特嫌疑”被关入上海提篮桥监狱。1962年,邵洵美出狱,身体状况大不如前,终于在1968年文革风暴中倒下了,曾经的海上巨富才子,离世时仅有一张床和治疗时欠下的巨额账单。邵洵美的经历历历在目,像杨刚等受过艾米丽帮助的人更是对她讳莫如深,艾米丽逐渐归于历史,和三十年代的上海一同归于记忆。1949年后,艾米丽未曾收到过一封邵洵美的信,1953年,她与查尔斯重返亚洲旅游,尝试得到中国的签证,也失败了。直到1995年,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在纽约再次与艾米丽会面,她会想起自己在中国的写作与记者生涯。艾米丽一生为《纽约客》撰稿,追求自由、喜爱冒险,不过正如王璞女士所言,她一生写了52本书,但其中最精彩的一本,还是她自己的一生。

1995年,邵洵美女儿邵绡红在纽约见到艾米丽,两年后,艾米丽离世


参考:

王璞《项美丽在上海》

陶方宣《传奇女作家项美丽和宋氏三姐妹》

邵绡红《项美丽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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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献给身在上海的邓小姐

而此时的邵洵美早已是有妇之夫,他的妻子盛佩玉是他的表姐,也比他大一岁。项美丽从一开始就
看出邵洵美根本不可能与盛佩玉离婚,好在项美丽心地豁达。她很快收起了非分之想,并主动融入邵家,项美丽无视自己“小三”的身份,经常出入邵家,而盛佩玉也颇具大家风度,每次都予以盛情款待。据说盛佩玉和项美丽还经常一起去逛街,有时候,邵洵美还会和她们一起出去吃饭、跳舞、看戏,三人同乘邵洵美的黄色蓬式车出游的场面,当时成为上海滩上一道独特的风景。自始至终,两个女人从未撕破过脸面,想来真是奇葩之至。

邵洵美的朋友圈非常广,徐志摩、徐悲鸿、常玉、张道藩等等都与其有着相当深的友谊。他的妻子盛佩玉是盛宣怀的孙女,嫁妆丰厚,她的家族支脉非常广。将这两个人的亲戚八一遍,基本就是半部文学史、美术史、政坛史。

抗战爆发后,项美丽倒是帮了邵洵美一个大忙。当时日军进攻上海,邵洵美一家匆匆躲进租界,他的德国进口印刷机和大量藏书都没来及带过去。这时项美丽主动冒着危险,先弄到汽车,又请了几位俄国工人,把邵洵美的那些家当陆陆续续搬到了租界。就这样,在日据时期,邵洵美仍旧出版了《自由谭》、《直言评
论》等刊物。据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英文版,就是在邵洵美办的英文刊物《直言评论》上首先登出的。


或许是为了表达对项美丽的感激之情,盛佩玉竟亲自提出让项美丽和邵洵美结为连理,为此她还按中国习俗送给项美丽一对玉镯。对此项美丽在她的书中也有记载:邵曾主动向她求婚,但项说她不愿做妾。邵洵美于是对她说:他既是父亲的儿子,又过继给了伯父,所谓“两房兼祧”,这样他就可以有两个合法的妻子。邵洵美还说,他可以和项美丽办一份正式的法律文件,让她
变成中国人的妻子,这样项美丽为邵家所作的一切就变得名正言顺了。若干年后,项美丽在她的著作《我的中国》中回忆起在上海的那些往事时,仍然充满了留恋和感伤。

项美丽是个勤奋多产的作者。她一生为《纽约客》撰写二百余篇文章,出版五十四本书。二战前关于中国的冒险文章最有影响力。当然她的写作领域非常广,非洲、作家劳伦斯、长臂猿、钻石,她均有涉猎。

如果说项美丽在上海认识了邵洵美让她收获了爱情,那么撰写《宋氏三姐妹》一书则成就了她的事业。1939年,项美丽萌发了写宋氏家族三姐妹的念头,据说为此邵洵美带着项美丽去香港看望了姨母盛关颐,通过她的引见,他们去拜访了宋蔼龄。因为宋蔼龄曾经做过盛关颐的英文教师,两人之间情如姐妹。果然,后来宋蔼龄不仅同意了项美丽的写作计划,还说服了自己的两个妹妹给予配合采访。

项美丽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意义上的美国女性,她渴望冒险与挑战。她可能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矿业工程学位的女性,毕业后曾经在德库石油公司工作过一年,很快厌倦了这样的生活,1924年,她开启了作者生涯。受查尔斯·林德伯格横飞大西洋的感染,项美丽也想获得那种自由,1930年,她乘船前往非洲,在那里的红十字会医院工作,与当地部落Pygmies生活在一起。

其间,宋氏三姐妹因宣传抗战在重庆团聚,项美丽被破例允许随行采访。《宋氏三姐妹》的写作是在日本飞机狂轰滥炸的中完成的,项美丽常常带着打字机在血与火中穿梭,有时还得冒着危险去采访住在山间别墅里的蒋介石夫妇,其间不止一次遭遇危险。1939年11月,项美丽终于完成《宋氏三姐妹》的书稿,于1941年在美国出版,并很快成为当时的畅销书,项美丽也因此一举成名。

看《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可以知道,二战给了女性很多工作的机会,但是战后女性还是被倾向于认为应该在家庭中。所以项美丽在那个年代依然是很前卫的。

1939年11月,项美丽完成《宋氏三姐妹》书稿之后就去了香港,从此她再没有回上海。项美丽在香港期间,又一次做了“小三”,这
一次的对象是一位英国人查尔斯。其实项美丽与查尔斯早就认识,但是因为机缘不合,没有发展成恋爱关系,这次意外相逢,项美丽很快就燃起爱火并怀上了查尔斯的孩子。不久日本人攻占了香港,查尔斯、项美丽、以及刚生下来的女儿都被关进了集中营。项美丽突然想起她还有一张护身符--就是与邵洵美结婚的法律文件。她翻
出邵洵美的照片,找到日本人进行交涉,说她是这个中国人的妻子。交涉之后还真奏效了,日军把她和女儿放出了集中营。战后项美丽回到纽约。据说1946年,邵洵美曾到纽约看望项美丽,项美丽的英国后夫查尔斯很是大度:“邵先生,您这位太太我代为保管了几年,现在应当奉还了。”。邵洵美潇洒手一挥:“我还没有安排好,还得请您继续保管下去。”之后三人一笑而终。虽然那时挥挥手,没有带走一片云彩。但邵洵美心中明白,这次相见就是他跟项美丽的最后诀别了。

1935年,《纽约客》聘请她为中国的海外通讯员。起初她并没打算在上海居住五年,她想的是来看看,写些文章,然后可能再回非洲。她决定留在中国不走的原因,除了邵洵美带给她的丰富“专栏素材”,可能还有上海的优渥生活。

晚年的项美丽写过很多关于中国的回忆。她笔下的中国充满诗意,最最值得一提的是,她在她的四本书中都触及到了邵洵美,其间情愫,仍可见一斑。但一地拆碎的七宝楼台,虽然依旧流光闪烁,却是再也无可收拾。

她在《中国与我》中曾经写道:我常常为自己的花销惊叹不已。战时物价取决于米价,但在我们看来,米价便宜得跟不要钱一样。中国人的购买力和我们有很大不同。对我们而言,便宜的米价意味着廉价劳动力,这又意味着廉价商品:家具、仆人、服装、蔬菜,就这样我坐在了金字塔顶端。我不负债,我衣食无忧。

以此来看,不论哪个年代,女性的自由必须依靠经济自由。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稿费比较高这一点在邵洵美《上海一年》中也得到侧面证实。战时(1937年)邵洵美财务紧张,当时项美丽邀请邵洵美与她合作文章,各得半数。“第一个星期里,我们合作了两篇文章,由航空寄到美国;果然回信里附来一张支票,数目大得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假使每篇文章都能如此,还愁什么吃着?”

能让邵洵美惊讶,且又能让觉得他养活一大家子人不愁吃着的稿费数目应该是非常高了。不过很快,随着战局的形式改变,外国读者眼光也变了。“和以前同样性质的文章已不受人欢迎,我的收入便又没有了着落。”虽然项美丽坚持要预付邵洵美稿费,但他自言不敢接受她的好意。

那些文章中,有不少便是《潘先生》。当然二人合作巅峰并非此,邵洵美牵线,掩护杨刚翻译的毛泽东《论持久战》,项美丽也参与其中。项美丽能够采访“宋氏三姐妹”,邵洵美出力不少,宋蔼龄早些年曾经做过盛五小姐的英文教师,盛五小姐是邵洵美的姨母,盛佩玉的姑母,盛七小姐盛爱颐则与宋子文有过一段爱情故事。


回到《潘先生》,这组文章最初是项美丽作为《纽约客》的海外通信员写给美国读者的。潘先生的原型就是邵洵美,因此他的妻子、父母兄弟那一大家子的麻烦与生活都被装进文章中。文章中掺杂的是一个美国女记者的视角,纪实成分居多,同样也带着一点虚构。

在这些短篇文章里,潘先生有时候是面目模糊的,悠哉悠哉地出现,你很难判断他的行为动机。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可贵地提供了一个美国冒险女性的她者视角。她是战时上海生活的闯入者,又是参与者(《杨树浦》一篇中,她利用美国身份帮助邵洵美抢救回德国印刷机),她十分好奇地观察记录下这一切,基本不做评判。

邵洵美,在1938年10月,写就的《上海一年》大概几万字,以他的角度回溯了他的心路历程。《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则是邵洵美的妻子盛佩玉晚年自传,历尽沧桑后,她回望当年的上海生活。

也就是这三个文本中,项美丽是文学性的,邵洵美偏纪实性,盛佩玉的自传则掺杂了时间,非当时即战争时的记述。


《潘先生》中《首饰盒》讲的是盛佩玉。项美丽写自己对佩玉怀有祖母说的恻隐之心。“因为我是个对妇女权利有先见之明的年轻美国女性。我想当然地以为,中国妇女正身受压迫。事实证明我很正确,佩玉正是我想找的对象。”在项美丽的描述中,盛佩玉个子矮小,很漂亮,对自己的美丽却一无所知。喜欢时尚,胆小善良。

最暴击的是对盛佩玉一个人过马路而自豪的描述。“她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人过马路,从来没有,所以她觉得自豪。”这是文章中,潘先生转述给项美丽的。项美丽的反应是晴空霹雳,站在那抑制自己,以免哭出声来。接下来的话仍然是潘先生的转述,佩玉想让项美丽搬去住一起,“最好让你的朋友看到你和一家人一块儿生活,有人照顾你。她总是担心有人半夜去拜访你,或图谋不轨”。“你一个人住,又没有结婚,我妻子很担心。”

这对单枪匹马闯荡非洲,又在异国他乡居住生活的项美丽来说,那句“一个人住,又没有结婚,很担心”这种类似的话简直太不可思议。对今日女性已经拥有极大自由的我们来说,重新看,可能也会觉得:盛佩玉真的是过于担心了。而且太大小姐,连一个人过马路都要感到自豪。

再看邵洵美《上海一年》,开头邵洵美便说自己无时无刻不被俗累枷锁着。唯一感到安慰的便是妻子的信心与同情。

最后一次,老婆把我们几个女儿的小首饰裹在一个小手巾包里对我说:“以后恐怕没有再配进娘舅家的东西了。”

这样的细节被邵洵美单独拎了出来放在这里。

1937年,邵洵美三次搬家,《潘先生》中也曾有记述,从杨树浦搬出来,因为战争,没得法,第二次搬家是为了有个安静的环境写作,第三次则是稿子的出路发生问题,紧缩开支。佣人、妹妹、自家儿女一大家人挤在小洋房中。邵洵美与妻子只能睡在楼下的饭厅。“我们在正中挂了个幕帷,靠外面的一半便做了饭厅和会客室。”邵洵美慨叹自己将没有机会再做什么文静的工作了,搬进去五天,盛佩玉“又照例”为他想出了个补救的方法。

原来推开楼下房间的长窗,外面有一个阳台,装上窗子很像是个小书室,八九尺长四五尺宽,足够放一张书桌,两只书架,几只小凳子,用了厚一些的幕帷,坐在里面,精神居然能集中。

盛佩玉将这里布置好,邵洵美立刻把自己关里面,为《天下》写的那篇《孔子论诗》就是在这个时候脱稿的。


盛佩玉对自己的美是有认知的,她在自传《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里写过自己的眼睛很美。她在写别人时也会不自由住说下那人的相貌,包括项美丽。“身材高高的,短黑色的卷头发,面孔五官都好,但不是蓝眼睛。静静的,不大声说话。她不瘦不胖,在曲线美上差一些,就是臀部庞大。”

她羡慕项美丽能写文章独立生活,来到中国了解中国然后回去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

自传中有两个细节值得单拎出来。都是战时的事情。上海“灯光管制”,每个人家都要用黑布做窗帘,黑布灯罩里不露一丝亮光。有一天夜里孩子生病,保姆不小心牵动窗帘,露出一线亮光,不过一两秒的时间,巡查的日本人进园来打门,拳打脚踢敲打里面门,嘴里还骂人。邵洵美说去开门,盛佩玉说“还是我女人家去好。”便急忙下楼打开门。

日本人气冲冲地用中国话斥责一顿。我忍气吞声地告诉他,孩子生病了,照顾她不小心露了光,向他赔罪。他又大大地训了我一番,然后大摇大摆走了。

还有一个是她在马路上走。天空响起了飞机声,声音极快地过来了,她急忙避到身边的商店里。听到飞机声过去,便又出来再往前走,可飞机倒又在头顶上,惊得街上来往的人窜来窜去。

项美丽一定没想到,那个她笔下一个人过马路都要自豪的大家闺秀,战时一个人走在头顶上随时丢下炸弹的马路上。那个大家闺秀,在那样的情况下,还不忘避到一个有饭吃的店。“见有个沙利文西餐馆,我奔跑过去。点菜、等菜、吃菜,这段时间飞机过去了总算没有再来。”

将这些单独拎出来,是想说写作的陷阱与美妙。如果沉迷一个人的表述,会很容易陷入偏见。幸运的是,项美丽、邵洵美、盛佩玉都留下各自想讲述的东西。但是是否拼凑在一起就是真相呢?可能也非如此。

毛尖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过项美丽、邵洵美关系的不同表述:

西方人著写的项美丽传记《没人说别去》中,邵洵美是以一个“女性立场”出现的,他的美丽被人渴望观察,如同今天的小鲜肉。“男主人公成了一个被观看者,一个被西方女性所欲望的美人,邵洵美很像传统故事中,被男人垂青的女性”。

同样中国人写的传记、网络上流传邵洵美爱情传奇中,大家试图突出强调男人邵洵美用自己的才华征服了白人女主人公。“在他们的爱情中,作者渲染了邵洵美的财富和挥霍,也暗示了项美丽妾的地位。”

如同今天放置在此间的节选。

邵洵美《上海一年》中的盛佩玉常让我想起冒辟疆写的《祭老妻苏孺人文》,与他写董小宛完全是两种笔法,前者是庸常的漫长岁月,后者则是浪漫的、文学式样的,连经受的苦难样式,二者都不同。如果苏孺人、董小宛分别来回忆自己这一生,有机会记述一生,会出来怎样的文字?

当然这里面又涉及每个人的文字掌控能力。显然盛佩玉是最弱的,她一直在那絮絮叨叨,掺杂着零碎的吴语,在今天也不够洋气。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她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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